今天早上跟媽媽去舅媽家做酸白菜。
(我只是胡亂串串)
年又到了,感觸也到了。今年特別有一年就過去了的感覺。
復興鄉買來的大白菜飽滿又漂亮,直立著塞在鐵鍋裡燙,兩顆成一對。
屆時真到了年節,便成為餐桌上佔主要位置的琥珀色酸菜鍋。
它提示著:過年了喔。
然後隨著年頭的幾天,酸菜吃剩的愈來愈不多,直到終於沒有了。
家人也是,一開始聚得很多,然後各自回家,然後又恢復了崗位。
收拾火鍋,我們便在心裡清楚,年,就真的又過了呢!
自己的房間.台北.2010
這陣子因為一些機會認識新的一些朋友,感覺還蠻正向的,或許往後有機會,這陣子的這些認識會可以組織出一些具體,或者共事的力量。
我喜歡國語流行歌曲,有點哀傷的,帶點煽情卻又不太過頭的。兩個面向,其中一個的喜歡有時候聽聽國語流行歌曲,暗自哀傷一下。
自己的房間.台北.2010
我的祖籍,照理講,應該是福建漳州的南靖。而這些姓邱的南靖人,在距今一千七百年的中國的晉朝,五胡亂華事件之前,大多還是河南洛陽人。然而有邱這個姓的出現,是在西元以前的西周。
一年前去福建,去了泉州,沒去漳州,私心希望先祖是泉州來的,帶著優雅的華洋並陳的文化來台灣。
然後我名字的第二個字,照輩分四個字四個字一直下去,有一組字叫「創垂顯奕」,我是第二個字,「垂」。照理說,這應該解作流傳後世的意思,而不是掉落。這樣想,有一種謙遜,因為我們是後繼者,生也為著要承傳。
最後我出生了,被父母親喚做「龍」。比起其他堂兄弟,我其實不喜歡這個字,不夠雅。但是跟垂字擺在一起,有一種折衝,不那麼大剌剌的。
這個名字的來歷我漸漸知道了,但這個名字,往後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那真的得靠我,我給它個樣子。
自己的房間.台北.2010
讀完了沈從文先生的家書,心裡又像是每次那樣,壘了好些感觸,沒個整理的頭緒。
四五年、四七年、四九年,中國現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分裂,資產階級政黨與馬列主義政黨的激烈鬥爭,正式把土地撕解成兩個國家。億萬人的生命震盪,餘悸像輪迴,感染在人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後輩身上。
讀這本家書,經過戰後的這一段,直到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前夕。很難想像沈從文的共黨日子長得什麼模樣?只知道字裡行間藏了最大的難言隱,和趕著快的形勢下的服從。
初面臨到批鬥,他自殺,統共兩次,接著得了神經病;近二十年過去,又來燒他寶貝的書,他卻只說︰「要燒就燒。」
選擇往往沒有好壞,有時候或者也沒得選,人性可貴的總是攜上勇氣接受。有報導嘆若不是早過世了幾個月,八八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便篤定要頒給沈從文無誤,我卻想,如果沒有大獎,而是軼失了的靈魂的自由如何?
想沈從文的共黨日子,想其他億萬華人的失落,我彷彿望見那無血色的海,望見飄零。
自己的房間.桃園.2010
翁山蘇姬生於緬甸仰光,是緬甸非暴力提倡民主的政治家。1990年帶領全國民主聯盟贏得大選的勝利,但選舉結果被軍政府作廢。其後21年間她被軍政府斷斷續續軟禁於其寓所中長達15年,在2010年11月13日終於獲釋。
1990年獲得薩哈羅夫獎,翌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引述自維基百科網站http://www.wikipedia.org/)
幾天前,偷個假日,窩書桌讀書,挑電影看。
我喜歡那書,我反感那電影。
書:羅蘭.巴特的《戀人絮語》。
電影:侯麥的《冬天故事》。
好不好?都好,是最上乘的東西。
在書裡我看見那戀人。(孩子般的如同原生)
在電影裡,我看見一個女子,和她讓人難受的自私。
書與電影交雜我的感覺,電影遠勝於書。
後來,我只能一直不能忍受那個自私。(縱使電影早已結束)
尤其是,電影的最後一場,融洽的閤家歡。
我因為看進骨子了,所以不會像他人寫文章稱讚女子對愛情的堅持。
我因為看進骨子了,我徹底討厭這樣的人。
那,
好不好?
都好,是最上乘的東西。
自己的房間.台北.2010
沒法理解,也沒法感受,為什麼有人的意志是要阻擋別人的安危?
他們圖什麼?
我記得大概一年多前,我人在天祥的郵局前拍攝小吃攤的夥計、幾架投幣電話和黑黃狗。細雨,我們倆個年輕人躲雨時聊聊,正聊著,底下蜿蜒的路上遠遠來了一輛卡車,頂頭載著望不清的材料。夥計馬上很專心,仔細地看了又看,問我(也像自問)這不會是高速公路的鋼架吧?我不確定,說:不會,沒那麼快。他轉頭看了我,眼神中似乎又是一次的失望。
離開天祥去花蓮的公車上我腦子裡想著這件事情,台灣給我的知識教育沒辦法直接告訴我有路沒路這事兒的好壞,但我知道,如果一旦危及了任何人的安全,這就是很嚴重的事。
上一週。颱風,暴雨,然後路終於斷了,危及了好多人的安全。在心情不忍之餘,我真的想問:
為什麼有人的意志是要阻擋別人的安危?他們圖什麼?
自己的房間.台北.2010
我反對人們媚俗和笨鴨的態度,對UNIQLO。
我反對共產國家機器恫嚇和鴕鳥的態度,對劉曉波。
因為,這是可笑和可悲的一體兩面,先可悲,然後可笑。
年輕人把愚痴表現在對這個品牌的自我馴服和奴化。
官僚們把惱怒遷嫁給對民主道路有堅持的異議作家。
年輕人把衣服穿在身上。
官僚們把作家關進牢裡。
然後,再度向世界證明我們是荒誕不經。
我反對。
然後我反對。
自己的房間.桃園.2010
一個人看費里尼三十多年以前的電影《管絃樂隊的彩排》,與電影相處,沒有同伴間多餘的討論,有很多可以獨立思考的空間。
思考,是因為電影裡的隱喻。樂隊集體彩排,有時候聯想到電影,有時候延伸出去,看見了電影外頭的整個世界。
世界不也是這樣?人有頭腦,有口舌,產生了意見,意見之間起了紛爭,而紛爭帶來強迫,意識型態掌控了強勢弱勢者的頭腦,也掌控了本應自然的世界。
混亂與失序是為了什麼?為了人們更相信的信念嗎?還是只是某種執念?某種連自己也欺騙的欺騙?
當殿堂被鋼鐵摧毀,當世界成為一片斷瓦殘垣,暴亂的群眾因惶恐而噤聲;在那架深埋的豎琴前,排練的樂音依舊會響起,就像既往。
自己的房間.台北.2010
看美國導演給我們的「切.格瓦拉」電影,邊看邊瞭解邊思考,憶起一些心裡忽略掉的東西。
世界。社會。國家。個人。一件一件,每個人越活,漸漸拋開,越讓它們事不關己。
甘肅前陣子泥石流、香港人前陣子被菲律賓警察射殺、奈及利亞前陣子監獄被攻破、美國前陣子有教會牧師要燒可蘭經、俄羅斯北高加索前陣子被自殺炸彈攻擊、墨西哥前陣子狂風暴雨。誰為了聽聞這些消息而生同理心?誰能不漠然能有反應?
二十世紀過十年的今天,世界已經沒有「切」,但有點負面,世界依舊有哀傷的事,或許更多。沙特說,切.格瓦拉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完人。中國民初五四運動有「完人」的先行者,巴黎68年學運有「完人」的追隨者,現在,卻只存在意識形態利益的共謀者,和噤聲的群眾。
人失去理想性和信念是件很容易的事,並且可以為它找到很適切的理由,能夠說服世界的所有的人;因為其他人的心態也類同,也等著你贊成他的理由。革命信念像在玻利維亞的叢林裡勉強呼吸,預感到毀滅和死亡。
犬儒可以活得比較好,鄉愿可以舒服。在社會共謀求取平衡的壓力下,有時候道德勇氣是一種異議。那如果可以的話,其實,誰會還想作游擊隊員讓人討厭?
但,這一切是可以的嗎?漠然在殿堂被讚許了嗎?
沒有,所以還有「切」的電影,所以還有許多藝術、文學的異議與游擊,還有世界各地零碎的革命的信念。只是規模和影響萎縮得好嚴重。
今天這個時間再想起當年搭上格拉瑪號往古巴開的七二六運動成員,想起還存在革命的年代,很遺憾的,也發現自己近來對世界的冷漠,發現發現後的恐懼。
自己的房間.桃園.2010
A judge, or arbiter of justice, is a lead who presides over a court of law, either alone or as part of a panel of judges. The powers, functions, method of appointment, discipline, and training of judges vary widely across different jurisdictions. The judge is like an umpire in a game and conducts the trial impartially and in an open court. The judge hears all the witnesses and any other evidence presented by the parties of the case, assesses the credibility of the parties, and then issues a ruling on the matter at hand based on his or her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and his or her own personal judgement. In some jurisdictions, the judge's powers may be shared with a jury, although this practice is starting to be phased out in some regions. In Inquisitorial systems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the judge is an 'examining magistrate', but may not be the trial judge.
最近,我困惑於法官這個字詞的意思;或者,我困惑於眼下的法官?
(引述自維基百科網站http://www.wikipedia.org/)
沒知道這部電影之前,我已經認識Shirin NESHAT這名伊朗籍的作者了。她是藝術界享譽盛名的影像藝術家,與Bill Viola和Matthew Barney齊名。
有名的藝術家拍電影,從Andy Warhol的三螢幕電影開始,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美國的Cindy Sherman和英國的Steve McQueen。
然後,這兩天台灣可以看到Shirin NESHAT的電影:《Women without men》。
電影,或者電影院對我來說,一直存在一種「場域」的感覺,一種屬於儀式性的東西,是戲劇或者是扮裝。所以看電影進電影院,其實是容許自己參與一個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創造鏡像世界的儀典。
於是出戲院對我而言,有時候,只要電影本身夠那麼凝聚,那便會像宗教上起乩後的退駕,離開黑幕光線映入眼簾,精神卻有一點恍若隔世的感覺。
《Women without men》就是一部這樣的電影。然後,它是一部女性電影,也是一部讓人感受生死的電影。
這部電影傳達了極端敏感的東西,影像、聲音、肉體,和肉體之上的精神。觀眾們隨著觀看而被召喚,在心靈的空白裡反響與震盪,於是望著緲遠的湖泊,去仔細聆聽那產生的回音。當然,它也給了諸如故事、符號、情節等約定俗成的東西,與之交融。
四名對生命各有需索的女性,—將軍夫人、社會主義新女性、嚮往安穩婚姻生活的女子,和妓女—在追求中或者死亡或者跌倒,但是就像電影裡的一幕,不管怎麼樣,她們總時常身披黑袍圍攏在一起,專注地為那個不幸的死者低吟祝禱。
「死亡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心底明白生者為什麼生,身體為什麼存在,那,或者,超脫了死生,讓我們在靜默中,也安心地替死者祝禱。
自己的房間.台北.2010
Diane Arbus (March 14, 1923 – July 26, 1971) was an American photographer and writer noted for black-and-white square photographs of "deviant and marginal people (dwarfs, giants, transvestites, nudists, circus performers) or else of people whose normality seems ugly or surreal." A friend said that Arbus said that she was "afraid... that she would be known simply as 'the photographer of freaks'"; however, that term has been used repeatedly to describe her.
In 1972, a year after she committed suicide, Arbus became the first American photographer to have photographs displayed at the Venice Biennale. Millions of people viewed traveling exhibitions of her work in 1972-1979.
(引述自維基百科網站http://www.wikipedi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