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層樓高的白鐵車棚，雨乾後的水泥地上，胸口一抹淺鶴紅的燕子努力在挑揀灰泥裡的食料。左圍右跳，因為專注而不經心，小燕子滑了一跤，紅紅的胸口惹上一點灰。
路邊人家，也是鐵皮門下，供出入的水泥緩坡熟睡了一隻年紀輕的小狗。小狗的毛色雜，駝黃色圈了黑色，平黑色點了駝黃。狗兒夢了什麼？蜷著身體，小手臂劃圈似地揮動。
午夜，數線的柏油馬路大道，豆漿店外有兩座高壓電箱。木色白色相間的兩隻條紋貓，舒適地躺在上面，壓扁某婦固定餵養的飼料圈。路人逗，牠們翻起身子，齜牙咧嘴。
挑高的國宅通廊，早餐店的三張折疊桌各坐有用餐的客人。敏捷的麻雀跳躍肥胖的身子，穿梭在桌腳下覓食。哪兒來的土司塊？麻雀啄了，丟下，又啄了，丟下。
夜深時，洋裝、短褲的肥胖婦人牽了各自的狗外出乘涼，大理石長凳上兩分，談話聲宏亮。哈士奇不睡，撇過頭背對遠望。胖大的黃金獵犬疲倦，攤在地上，兩雙手挾了臉頰，睡眼沉沉。
自己的房間．台北．2010
我有一個位置，是永遠屬於旁觀者的，我是我兩個世界的旁觀者，總是只能站外頭看，卻又離不開。
近來有意無意，遭遇了一些事件，或者同人談論起過往的生活記憶，連帶又想起了更多的事，但因為眼前有太多得一一解決的問題，所以並沒有讓自己太陷入這些回憶中。
可是我又看見了，我的屬於旁觀者的那個位置。它還是在，只是隱得很深，深到我會遺忘，只要我都不去想它。
青少年的我，無論過著怎麼樣的生活，永遠都認為自己不是體制內的小孩，鄙視那些溫順的同儕；但距離粗野卻瀟灑的童年，或者童年的那些玩伴，我也回不去，也溫順了起來，也不會想跟他們一樣無所事事了。
於是，我在兩個世界都作成旁觀者，對自己無法全然融入，帶有孤獨和遺憾。
我有一個旁觀者的位置。
我望見了這個位置。
人的問題，是不是只是忘了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房間．台北．2010
好簡單的一種感覺，但是於我，或者現在我的家人們，卻是難，而甚乎不可得的事情了。
我台北的房東李伯伯這兩天從石牌的醫院回家，他巴西呀、台北呀、北京呀，各地的姪兒孫女天天在家裡聚，談天論時事，吃團圓飯，相處相處。
我這陣子依舊很忙碌，早出晚歸，能碰到他們的時間不大多。但今天中間回家休息，聽見屋子裡客廳嘩嘩的談話聲。
聽著，往細裡聽，有點兒偷的意味。在心上，卻漸漸羨慕起來。伯伯八十多歲了，跟我的爺爺也差不離，不，或者只比奶奶大上幾歲？
我的爺爺奶奶各走了好幾年，人一走時間一停，我們小一輩的又一疏忽，要憶，實際上今年的年紀，反倒有點算不出來了。
不孝順！如果有大帽子扣，就扣上不孝順吧！
回想從前的場景，爺爺還在，奶奶還在；爺爺逛來逛去窮忙，奶奶坐在固定的藤椅子上，然後每一個人，也各有各的位置，在房裡頭聚，談天論時事，吃團圓飯，也相處相處。
現在有嗎？有，但若不是重要的時刻比方過年前後幾天，就是有，幾個人回來，一般都很勉強的。
簡單地說，算「今非昔比」吧？
我一直很珍惜，那些真正屬於人的東西，屬於人感情的東西。
所以，這種感情現在沒有了，才有點可惜。
自己的房間．台北．2010
又要講，跟電影有關的事。
上個禮拜的週末不甘心，趁外出堪景被沿海的寒風凍得冷冰冰以後，硬是又跑回市區租了幾部片，買杯熱咖啡和一塊小蛋糕，說什麼都要有消遣的生活。
看畢，沒感覺心裡舒坦了，卻有很多對電影、對現狀的納罕。
新電影：田壯壯的《狼災記》，和新電影：朴贊郁的《蝙蝠》。
這兩部不感動我的電影，不論程度深淺，都直接讓我連想到幾年前一部大馬朋友的短片《野獸》。我明白的是，人的獸性時至今日一直是不增不減的；但我不明白的是，是怎麼樣的情境下，創作者必得用這樣的比擬使勁去掏那心底的獸性？
慾望，或者是身體感覺，被三個我（自我、本我、超我）掠奪又賦予，成為扭曲的一塊，失去了純性。所以陳述變得有時候相當困難，一是你不想說，一是你說不出來，一是你根本沒意識好那是不是個關於「說」的東西。
藝術於每個依附於它的個體，都是一種感受的滿足，因為它存在一個容許不陳述卻容許表達的空間，很有得玩。
所以，藝術成了出口。但是反過來問，它讓你出到了哪裡？我們其實都不知道。
電影的語彙也能傳達感覺，有時候或許比語言更直截。這被有無聲片的時代拿來作要不要跨越的論戰基礎。
所以，電影讓心底的野獸成了一頭獸，因為它容許一種隱諱的空間。
所以，有了上面說的三部電影。但其實歷史上一直都不乏，不乏這樣的電影。
我，很看重身體的感覺嗎？我知道它是一直被壓抑的，我從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所以，我會這樣寫故事嗎？我想不會，我不是這樣看內外在的，我也不是這樣看待藝術的。
比較大塊，我，藝術，生活，都是交雜在一起的。它們各有各的對位方式。
就像荷索所言：我就是我的電影。真的，我就是我的電影，那是交雜在一起的。
自己的房間．台北．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