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講,跟電影有關的事。
上個禮拜的週末不甘心,趁外出堪景被沿海的寒風凍得冷冰冰以後,硬是又跑回市區租了幾部片,買杯熱咖啡和一塊小蛋糕,說什麼都要有消遣的生活。
看畢,沒感覺心裡舒坦了,卻有很多對電影、對現狀的納罕。
新電影:田壯壯的《狼災記》,和新電影:朴贊郁的《蝙蝠》。
這兩部不感動我的電影,不論程度深淺,都直接讓我連想到幾年前一部大馬朋友的短片《野獸》。我明白的是,人的獸性時至今日一直是不增不減的;但我不明白的是,是怎麼樣的情境下,創作者必得用這樣的比擬使勁去掏那心底的獸性?
慾望,或者是身體感覺,被三個我(自我、本我、超我)掠奪又賦予,成為扭曲的一塊,失去了純性。所以陳述變得有時候相當困難,一是你不想說,一是你說不出來,一是你根本沒意識好那是不是個關於「說」的東西。
藝術於每個依附於它的個體,都是一種感受的滿足,因為它存在一個容許不陳述卻容許表達的空間,很有得玩。
所以,藝術成了出口。但是反過來問,它讓你出到了哪裡?我們其實都不知道。
電影的語彙也能傳達感覺,有時候或許比語言更直截。這被有無聲片的時代拿來作要不要跨越的論戰基礎。
所以,電影讓心底的野獸成了一頭獸,因為它容許一種隱諱的空間。
所以,有了上面說的三部電影。但其實歷史上一直都不乏,不乏這樣的電影。
我,很看重身體的感覺嗎?我知道它是一直被壓抑的,我從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所以,我會這樣寫故事嗎?我想不會,我不是這樣看內外在的,我也不是這樣看待藝術的。
比較大塊,我,藝術,生活,都是交雜在一起的。它們各有各的對位方式。
就像荷索所言:我就是我的電影。真的,我就是我的電影,那是交雜在一起的。
自己的房間.台北.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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