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斯本故事》之後

這個世界淨是偶然。

但張大眼睛，

相信它，

便就不會迷失。

自己的房間．台北．2010

替死者祝禱：《Women Without Men》

沒知道這部電影之前，我已經認識Shirin NESHAT這名伊朗籍的作者了。她是藝術界享譽盛名的影像藝術家，與Bill Viola和Matthew Barney齊名。

有名的藝術家拍電影，從Andy Warhol的三螢幕電影開始，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是美國的Cindy Sherman和英國的Steve McQueen。

然後，這兩天台灣可以看到Shirin NESHAT的電影：《Women without men》。

電影，或者電影院對我來說，一直存在一種「場域」的感覺，一種屬於儀式性的東西，是戲劇或者是扮裝。所以看電影進電影院，其實是容許自己參與一個在意識與無意識之間創造鏡像世界的儀典。

於是出戲院對我而言，有時候，只要電影本身夠那麼凝聚，那便會像宗教上起乩後的退駕，離開黑幕光線映入眼簾，精神卻有一點恍若隔世的感覺。

《Women without men》就是一部這樣的電影。然後，它是一部女性電影，也是一部讓人感受生死的電影。

這部電影傳達了極端敏感的東西，影像、聲音、肉體，和肉體之上的精神。觀眾們隨著觀看而被召喚，在心靈的空白裡反響與震盪，於是望著緲遠的湖泊，去仔細聆聽那產生的回音。當然，它也給了諸如故事、符號、情節等約定俗成的東西，與之交融。

四名對生命各有需索的女性，—將軍夫人、社會主義新女性、嚮往安穩婚姻生活的女子，和妓女—在追求中或者死亡或者跌倒，但是就像電影裡的一幕，不管怎麼樣，她們總時常身披黑袍圍攏在一起，專注地為那個不幸的死者低吟祝禱。

「死亡並不是一件太困難的事。」心底明白生者為什麼生，身體為什麼存在，那，或者，超脫了死生，讓我們在靜默中，也安心地替死者祝禱。

自己的房間．台北．2010

鼬鼠臉男人

炎陽，紅燈，路的那邊等著一個神色匆匆的中年男人，有一張奇異的鼬鼠臉。

我用等待的幾十秒鐘觀察他，留了模糊的印象，想畫。

他不安的臉色透露著腦袋的混亂，像草原上鼬鼠在存亡之際停駐思考。

眼睛睜睜的頭卻低低的，畏懼城市對自己的狩獵。

自己的房間．桃園．2010

有一點慘澹

慘澹有兩個意思，無光，和苦。

最近利用花時間坐公車的方式，獲取一些自由的空間。

身體靜下來後才發現，我，其實有一點點的慘澹。

是一連串的忙碌使然吧？不太明白，只是精神上感覺到一點。

我望向底下的街道，與感覺對對話。

起先，台北市裡的綠葉儘力遮住毒辣的陽光，但透了車窗，仍是不免篩下一點。

而後，溫厚的公車又駛過幾站，現在要闖過望而生畏的忠孝西路，轉進館前路去。

自己的房間．桃園．2010

Diane Arbus/ Self-Portrait.

Diane Arbus (March 14, 1923 – July 26, 1971) was an American photographer and writer noted for black-and-white square photographs of "deviant and marginal people (dwarfs, giants, transvestites, nudists, circus performers) or else of people whose normality seems ugly or surreal." A friend said that Arbus said that she was "afraid... that she would be known simply as 'the photographer of freaks'"; however, that term has been used repeatedly to describe her.

In 1972, a year after she committed suicide, Arbus became the first American photographer to have photographs displayed at the Venice Biennale. Millions of people viewed traveling exhibitions of her work in 1972-1979.

（引述自維基百科網站http://www.wikipedia.org/）